中国民用航空业航空运输领域2017年十大事件

从性质上来说，面对不确定的对象，提供固定的承诺收益，这是存款。

又到年关岁末，新的一年又将启程。来源:时代周报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民币汇率 。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大的制造业大国、这么大的外汇储蓄国，去做这样的事，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确实有这样的需要。而随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市场预期美元将进入加息周期并会进一步走强。重点领域的准入不通畅，能进来的没进来，民间投资的活力还远未释放。此外，要防止投机，为此还是要限购，但目前的限购过于刚性过于武断，接下来应该更灵活一些，比如增加更多的贷款、首付等调控措施。因此，重点的四梁八柱式的基础性的改革要推进，一些敏感的改革比如房产税要放缓。

这些城市赶上了好时候。既然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一个战略，那就要看长远。不仅如此，尽管1月份美元走弱多半只是暂时现象，但去年以来美元相对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状态完全有可能在不太久远的将来真正逆转并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既是因为经济社会基本面，也是因为美元过强并不符合特朗普振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意愿。

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相信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这一转变趋势至少还将持续数年，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对我们的整个地区间转移支付进行优化调整。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社会保障、扶贫（包括地区间转移支付）也注定难以为继。须知，由于深陷法律过多的迷魂阵，根据知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2012年7月在《新闻周刊》的文章，现在，要在纽约开设一个销售柠檬水的小摊，需要花费65天时间才能通过官方审批。

2014年8月，我为兰新二线高铁开始调试而欣然撰文之后来到南昌，然后从南昌赴长沙，惊讶地看到了当时南昌机场和机场高速公路陈旧狭窄，南昌和长沙之间只有绿皮车运行。毫无疑问，近两年来的中国资本外流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市场主体的非理性羊群行为所致，因为近两年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稳定性表现至少都不逊于美国。

近10年来，由于2002-2011年间的初级产品牛市和国家战略布局等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好得多的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低于其GDP占全国比重，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指标低于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由于我们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仍然持续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连续下降，海内外一些舆论热议，表明应对资本外流压力仍将是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坚持法治的当下，尤其要注意减少以法律形式出现的过度管制，因为它一旦形成，就比以行政指令形式实施的管制更难废除。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同时，在我国综合实力已经不同以往、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我们已经具备了条件减少直接管制而更多采用间接管理。特朗普新政主张的减税和放松管制要想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条是大幅度减税与过度管制相对应的过多补贴，因为它进一步加重了活跃劳动力的负担，削弱了经济社会活力。因为，在中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地区间转移支付持续快速增长近20年后，它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其副作用则日益凸显，正需及时改革调整。

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大大吊高，因此这部分支出应该更加合理，并且需要提高支出效率。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它财政支出项目。

尼尔•弗格森的同一篇文章指出过，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美国经济创造了260万个就业岗位，同期有310万工人登记获得了残障补贴。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外流 。

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其中等待食物保护证书就需要5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避免和消除政府部门的惰性，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减税的重要性近一两个月来舆论谈论已经很多，消除过度管制至少是同等重要，同时，需要在法治与经济活力之间作出必要的平衡。相比美国特朗普胜选后至今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浪潮，中国的稳定性表现显然要好得多。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 同样，中国要想成功减轻税负而不至于提升财政风险，就需要削减一些过度的福利，并适度降低地区间转移支付。

对此，收紧资本项目管理等直接措施固然必不可少，但至少同等重要的还是引导市场主体预期，增强他们对国内经济社会稳定性、商业环境和盈利空间的信心。我国也应及时进一步优化商业环境，否则，只能增强国内资本外逃的动机。

好在经济周期变动、结构演变和国家政策调整正在改变上述情况，长江经济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步赶上了其占全国GDP比重：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4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41.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5》，第1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后者比前者低0.2个百分点。而且，在法律专业出身的奥巴马治下八年，美国社会法律和管制过多问题进一步恶化，有资料称奥巴马执政八年期间其先后通过各类立法2.7万多件，其中仅医保法案一件就厚达2700余页，以至于投赞成票通过这部法案的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们没有一人从头到尾通读过。

君不见，其竞选期间一再宣称要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两位数幅度乎？所以，在中美两国政治与经济政策磨合好之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阶段可能也就要重新启动了。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

正因为如此，特朗普关于放松管制、每通过一部法规就要同时废除两部法规的主张切中美国时弊，倘若付诸实施，结合大幅度减税，定能显著增强美国商业环境的吸引力反垄断，不能理想化地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消除一切垄断，我们新供给经济学所推崇的是不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升级版的假设条件，但是必须说清楚，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垄断里的过度因素也是一定要把它加以消除的。在它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已经听到很多社会上的抱怨、不满，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点要肯定，当年邓小平说要下决心在上海、深圳两地开股票交易所，而且当时把话说得非常圆，就是要允许试，但要准备着，如果试得不好，以后也可以关掉。在此之前，在金融系统领导推动、著名学者主持之下的全国金融生态指标化的研究评比过程中，温州连续七年金融生态名列全国第一。

我如答题，就愿意把这个金融系统比喻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心血管系统，它显然是带有核心系统特征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现代金融运行的过程中间，要对整个经济生活大系统以信用融资来媒介和激活各类经济活动和创新行为，使各种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和发挥作用得到它的帮助。在中国现在可以观察到，方兴未艾的PPP有可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实际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就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我们过去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机制）的创新，推到整个世界发展的前沿。

所以，政策性金融的健康发展：第一，要有阳光化的决策程序和多重审计监督。比如前不久我在湖北参加现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里紧跟着京津冀一体化排在第二位的长江经济带所匹配的长江产业基金成立大会，还有后来又一次专门的研讨会。

但到了前面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很有意思的是那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都没有形成共识和明确要求，但在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制方面指导意见却非常鲜明，两次工作会议都做了强调，但是留了一条尾巴，侧重于长期投资，那我们接着要问：长期投资是不是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显然是不可忽视的。现在应该看到，在强调全面改革的十八大以后，所谓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这个要求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核心理念是要进一步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来解放生产力，来推到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供给体系方面以改革为龙头提升整个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就是要让生产要素更好克服供给方面的压抑和阻碍，更好地流动起来，更好地焕发潜力和活力。

南巡把整个局面变过来了，改革开放重新进入高潮，而以后从南巡到现在我们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不是10%左右，是10%以上，把整个三十年高速增长阶段的实际发展成绩抬到了年均GDP 9.8%、差不多10%的两位数增长。所谓杠杆率不断加倍，然后引出的就是泡沫化，这个泡沫膨胀造成资金链到了一定时候支持不住，断裂了，就出现了次贷危机，然后上升为链式反应的金融海啸，然后再上升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心目中想的，就是应该把传统常规金融的低利贷，还有小额贷款公司式的中利贷，多种类别期限方式的金融产品等等，他们各有对应，又无缝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光谱式的覆盖体系，实体经济层面的各种市场主体、各种社会成员，他们的融资需求大概都能找到对应的金融产品，而总体这个体系要把高利贷边缘化、挤出去。比如咱们讨论里可以说得比较直言不讳一些，我注意到我很尊敬的、也很有影响的一位前辈经济学家曾经有个观点，他说为什么要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不好，你给它服务什么？金融自己应该追求的就是钱尽其用。

但我对这个观点是不能认同的。倒是另外一些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像余永定教授、林毅夫教授，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国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时机还不成熟，当然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到后来2016年年初的熔断，还有大家现在看到资本市场上动不动出现一些冲击波，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些学者的担心，但是在大的方向上我认为小川行长所说的这样一个改革是无法回避的，要明确树立这个改革方向。

大家都在看好温州以后，没想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温州出现跑路事件，在温州辖区内称得上大型企业的，已成了气候的民营企业，纷纷资金链断裂。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关键性的认识，如果做一个小的概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一个实际生活中核心可能变成空心的风险的威胁，提示我们必须正面给出一个关于金融它的功能归宿到底何在这样的认识。

林毅夫教授这边肯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强调产业政策还要优化设计，强调政府在有效市场后要加上自己的有为。我觉得金融服务领域这里面它的短缺所表现的过度垄断问题，确实是中国金融改革要解决的真问题。